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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书如见人,峨然矗百年──史明及其《台湾人四百年史》再版的时

作者: 时间:2020-07-07 854° Y生活历

《台湾人四百年史》(以下简称为《四百年史》)自1962年首次出版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近日终于在众人共同的努力之下重新再版。这套书的再次现身,不仅是这几年来重新发掘、诠释「史明学」的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也为近百年来台湾人自我追寻与追寻自我的艰辛历程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见证。

展书如见人,峨然矗百年──史明及其《台湾人四百年史》再版的时

战后东瀛的台湾研究系谱

「史明」及《四百年史》的诞生,体现的是近代台湾人群体对于现代历史意识的觉醒。日本统治末期台湾人如黄得时、陈逢源等人兴起了书写历史的热潮,史明自1949年从华北解放区逃回台湾以后,也开始他一边搜集文献资料、一边进行武装组织、企图暗杀蒋介石的两种行动倾向。因此,这本后来延至1962年才在东京出版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日文版)的学术价值虽然无庸置疑,却也不可以忘记她在知识的积累与堆叠之外,同时还肩负着运动与宣传的功能。

更何况,自《四百年史》以降,王育德、黄昭堂、许世楷、戴天昭等后来也陆续出版了关于台湾的学术着作,他们将自己对于母土的思念化为文字,一同在异乡追寻岛屿未有人知的坎坷身世。他们不仅关心台湾的过去,更直接参与构筑未来国家想像的蓝图,他们当中无一不参与了日本的台湾独立运动,从而也使得位于日本的台独运动有着不同于后来美国、欧洲等地的特殊面貌。

左独路线的发扬

因为有这些前辈在岛外写作,台湾研究自一开始便与世界接轨;也因为他们的积累,才能证明台湾独立并非只是悲情、苦闷的诉求,而是具备本土立场的政治思潮,是作为殖民地社会的台湾迄今犹未正视的精神资产。

《四百年史》无疑是史明从事台独运动的思想武装,纵使其出版最初的面貌未竟完美,甚至连作者「史明」也只是化名。然而,史明在现实与理想的折冲中追寻岛屿的过往,这本书也在数十年来的增补、校对与翻译中扩充成一部罕见的巨册,一页页构筑海国子民的百年容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诸多台湾历史、台湾独立的论述当中,史明与《四百年史》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标示了「台湾人」的政治认同与身份,更在方法上以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核心,强调台湾劳苦大众的左翼立场。史明之所以标举「左独」,或者严格说起来是先独立、再左翼的「独左」路线,不仅仅因为学养的影响,其实更与其个人的生命经验紧密关连。

人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整合

日华战争结束以后,原本在上海、苏州等地协助中共收集情报的史明与日籍女友在1946年前往华北解放区,希望一睹社会主义理想实践的真实样貌。然而史明在四年间见证土地改革、人民裁判等泯灭人性的惨况,进而对中共版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怀疑,终于在1949年逃回台湾。

因为拥有当时台湾青年们罕有的解放区经验,史明返台后并未与中共地下党联繫;反而抛弃过去将中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机械式思维,又旋即因为投身刺杀蒋介石的秘密组织工作而再一次地流亡日本。史明在口述史中自承他一直等到新珍味的生意逐渐稳定后才开始到图书馆自修,重新阅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与此同时他也拾回早先试图书写台湾史的念头,最终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第一部以台湾人立场出发的通史《台湾人四百年史》。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六○年代清楚感受世界各地殖民地解放、民族国家独立浪潮的史明既以台湾民族作为独立建国的认同依据;另一方面又以先独后左的政治主张与中共争夺左翼光谱的话语权,从各方面排除国、共两党统治台湾的正当性。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左独路线其实是史明在个人层面坚持人本主义精神,再以民族主义建筑保护台湾社会不受外力侵犯的界线,最终再试图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促成全体台湾人的解放。是故,史明就在人本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整合之下选择了一条不依赖任何强权、独立自主的道路──即使人迹罕至,却仍踽踽独行。

展书如见人,峨然矗百年

《台湾人四百年史》之所以能在半个世纪以后再版,或许是机遇下的偶然,也可能是我们无能摆脱殖民情境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史明以《四百年史》证成自身,不管是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知识与经验的折冲,亦或是结构与行动的矛盾。倘若有人问起:民族史家是否可能客观书说我们的故事?还是早在下笔前就已经预设了自身的期盼与想望?史明或许未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与他的着作却在在提示着我们:民族主义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指认出民族所在的民族之父却是那曾经可能创造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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